《中国道教文化史纲》指出：“不研究中国道教思想史，便不可能全面了解我国的历史，更不可能全面了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思想的演变。”就文学艺术而言，于动听悦耳的道教音乐，变幻莫测的道家禹步，神奇玄妙的道场科仪等，都是值得挖掘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国乐，启迪后人的。

一、洞经音乐是道教音乐

洞经，全称为“玉清①无极②文昌③大洞仙经。”玉清、无极、文昌都是道教信奉的天神。

在中国民间信奉的“儒”、“释”、“道”三种文化流派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佛教思想在东汉（25—220年）时才传入我国，因此可以说道教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流派。

道教，源于中国古代的占卜术、巫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由张道陵倡导于鹤鸣山（在今四川崇州境内），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道”，此为道教定型化的开始。道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道教信奉“老子④”为教主，尊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当时对《道德经》的称呼）、《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东汉末年（220年），有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东晋时葛洪于建武元年（317年）撰《抱朴子内篇》，整理並阐述了道术与理论。南北朝时（420—589年），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制定乐章，诵成新传，称为“新天师道”，经庐山道士陆修静整理成《三洞经书》，编著斋戒仪范，至此，道教完成了在道场上咏唱的新乐章，这应是道教音乐的刍形，至今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唐宋两代“天师道”中的“上清”、“灵宝”、“净明”等宗派逐渐合流，金大定七年（116年），王重阳在山东宇海（今牟平）创立全真派，后为元太祖所重视，全真派盛极一时，此后，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信奉“正一”派的道教不出家（有极少数出家），俗称“火居道”，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

另据元江县人高祖生（1910—1988年）先生讲述，文昌帝君在其洞府内修炼真道，山洞幽深空旷，洞内滴水之声清脆悦耳，文昌帝君于万籁俱静之中有所感动，遂以空灵心境广发神通，将修炼法则和赞颂真言咒语，作为劝世度人之宝典，以咏唱的方式广播道场，后由获得功名的学士加上文乐武场，不断演绎成“洞经音乐”。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证明洞经音乐是道教音乐。

从教规戒律上看，佛教徒多为出家修行，以素食为主；而道教徒不出家修行（极少出家修行），且饮食不拘。

从活动场所中所供奉的神像、牌位来看，儒家供奉的是孔圣人及亚圣孟子，提倡的是孔孟中庸、仁义之道；佛教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弥勒佛、观音菩萨、罗汉等，提倡的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生死轮回、“以牺牲为主，救济众生”（孙中山语）；而谈演洞经的场所供奉的是玉清元始天尊、灵宝元始天尊、道德天尊、文昌帝君等，提倡的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大道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人间有生死，道教有阎罗；人间有烟火，道教有火神、灶君，人心思长生，道教有彭祖、寿星等。

从所讽诵的经文来看，儒家讽诵的是“四书”、“五经”等，佛教讽诵的是“大乘真经”等，而谈演洞经时讽诵的经文是《文昌大洞仙经》、《清净经》、《文昌孝经》等。

二、道教、洞经音乐在元江的流传

道教何时传入元江，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但从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元江府志》寺观条中记载的“北极宫，在城东三家村，元至正年建。”“北极宫”为道教的活动场所之一，据此可以得知道教传入元江的时间约在元朝至正（1341—1367年）年间。正德年间（1506年）传说中的“月光道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陈羽士等修炼的“玉皇阁”（在城南三十里），“老君殿”（在大明庵山），“三元宫”（在江东）等寺观，大都在明中叶至清初建成。也可以证明确有“月光道人”、“陈羽士”在元江的道观中修炼过，至于后来传说的成仙也好、隐居也好，可另当别论。这些寺观的建成，为道教活动的兴盛提供了重要场所，在道坛上以讽诵为主要形式，内容极为丰富，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大，以至成为全县的节序风俗，如正月初九的上九会，二月初三的文昌会，三月十五的财神会，四月十五的火官会，五月十三的关圣会，以及六月二十四、七月十五、八月初三等大型的法事活动。还有一些超度亡灵的水陆道场，求取功名、求子、求雨等科仪活动。

元江的这些道教科仪活动仍以讽诵为主，还未形成洞经音乐曲调，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交通闭塞，文风不盛，外地演唱的洞经音乐尚未传入元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及连年灾荒、兵燹，元江的道教活动逐渐衰落下去。

据《元江志稿》卷十一，节序通俗载：“光绪末年，瘟疫流行，邑人刀兆瑞等提倡谈演，以祈时和。”在刀兆瑞等人的倡导下，由当时元江唱滇戏的“绅君班”的主要成员出资组织元江洞经会，洞经会主持人由元江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李芳担任。李芳，男，原名李应芳，字清芬，县增生⑤，生于1886年，卒于1948年，元江县红河街人。梁朝选为经师、监经。梁朝选，男，字廷佐，元江县红河街人，生于同治初年（约1865年），卒于1920年，肄业于云南省立师范音乐专修科，曾赴川学习洞经音乐，回原籍后与邑人共组洞经会。

元江红河街洞经会早期（1906—1926年）的主要成员有毛华春、刀增堂、魏明周、关景曦、何光、施小古等。中期（1926—1946年）主要成员有余元昌、丁寿安等。后期（1940—1949年）是元江红河街洞经会最鼎盛的时期，主要成员有主持胡思信，其他成员有廖发祥、吴丕之、史有文、余全福、刀祖武、白成宝、王阿荣、毛鸿年、蒋成兴、叶永福、史纯之、宋维仁、丁寿安、丁宜之、邱永祥、李顺祥、刀发祥、余之昌、倪福久、倪寿康、夏平川、马润身、萧福宝、郑慧卿、梁朝定、梁朝聘、蒋寿成、彭耿光、张丕基、高新、关标、王尚其、王永康、王永林、陶发科等（以上人名为高祖生、丁立敬、李叔尧提供）。红河街洞经会成员中多数是本县士绅、商贾、兵警、教师、小职员、乡保长等，还有部分少数民族，这些成员的后人现在大部分还生活在元江。

元江红河街洞经会演唱（奏）的曲调来源有三说。一为新平的黄国玺于民国初年到元江来传经；二为建水的经师到元江来传经，经师姓名无考；三为元江人梁朝选在昆读书时到四川学习洞经带回来的，此三说暂存疑，但笔者认为梁朝选赴川学经回邑担任经师一说更为可信。洞经音乐多属口传心授，也许梁朝选曾经带回来乐谱，应该是“工尺谱⑥”，不易教授传唱而散失，在多年的谈演活动中受本地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使元江红河街的洞经音乐更加流畅、庄重、典雅，民族风格更浓。在通海、新平洞经音乐中有填入唐诗演唱的曲调，而在元江红河街的洞经音乐的曲调中则是填入了历代元江名人学士创作的诗词，这也是元江红河街洞经音乐不同于其他地方洞经音乐的独特之处，形成了元江的独特风格，彰显了元江红河街洞经艺人们高超的音乐创作水平以及对当地少数民族音乐的包容性。

洞经音乐在云南分为昆词和南词。滇东一带包括昭通、曲靖、文山、昆明等地的洞经曲调为昆词；滇南滇西一带包括大理、丽江、红河、玉溪等地的洞经曲调为南词，所谓昆词和南词主要是演唱（奏）的风格不同，但古朴、典雅、轻妙却是云南洞经音乐的共同特点。

三、谈演洞经的仪式

1、经坛设置

旧时谈演洞经的时间为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日，称为“文昌会”，即拜祭文昌帝君，祈福禳灾，求取功名。

从二月初一日起，洞经会的组成人员须沐浴戒斋，着长衫、套马褂、戴毡帽，穿青布鞋、白袜，到梓潼观拜请文昌帝君，称为“请神”，初二日扎高台、踩高跷、抬鲜花、供果、奏礼乐，将文昌帝君的塑像迎进城隍庙内，称为迎神。初三日正式开坛谈演洞经。

城隍庙正殿中须设置经坛，坛中为文昌帝君的塑像，两旁为弥罗至真玉皇大帝、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勾阵上宫天皇大帝、承天启效土皇地祇等四帅；四帅前为温、王、马、赵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前又供一长形案桌，摆置若干天神牌位，香炉、蜡台、铜镜、万宝镜、花瓶及花、果、香、食、茶、衣、水、珠、酒、财等十样供品，称为十供献。供桌前置两张供谈演经文的人使用的长条案桌，旧时无谱架，乐谱、钹、木鱼、罄等乐器均放在桌上。按顺序为：监经官、首座、二座、三座……最后为督坛、礼赞（即司仪）。

2、洞经会坛规

洞经会对礼节要求十分严格。进入经坛的前一天，须沐浴戒斋，静心凝神，入坛时身着礼服，在门外焚烧柏枝叶熏香，轻步入坛。入坛后首先向神像、牌位跪拜，三叩首九揖拜，同事们相互拱手揖拜礼让，然后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神情庄重。“勿许瞌睡、吸烟，勿许擅动乐谱、乐器，勿许高声喧哗、走动，勿许随地吐、甩涕。”妇女不许讲入经坛内，只能在后殿做膳食等杂事。这些规矩即由监经官负责执行。礼赞主持宣布开始，诸生排座就绪。

（1）请神。三通鼓、三鸣金。

（2）迎神。乐奏“开坛曲”。

（3）上香。乐奏“香赞”、“上瑶台”等曲，分为初上香、亚上香、三上香。

（4）谈演洞经开始，乐奏“开经赞”。

（5）讽诵经文，诸生恭听。

（6）乐奏、拜唱。

（7）讽诵经文，诸生恭听。

如此往复多次后，由礼赞宣布，安神、送神等仪式毕，用膳。根据不同科仪的活动内容，讽诵的经文有所不同，元江红河街洞经会上常用的经文有：《文昌大洞请礼》、《道门诸圣课（全卷）》、《清净经》、《报恩经》等，该四种经书现已无存。另现尚存《文昌帝君还乡宝卷》、《新盘谕文》、《圣谕广训全集》及弹词《净园好》。无论道坛的法事还是经堂的诵经，从头至尾都贯穿着唱、奏、诵的活动，谈演洞经的活动期限根据祭祀的内容和筹集的经费情况来定，一般为一日、三日、五日、七日不等。元江红河街的洞经会主要是为了驱邪避瘴，且每年只有一次，因此谈演时间为七天，至初六日方可开荤，初七日为送神，把文昌帝君请回梓潼观后，谈演洞经即为结束，初七日结帐，清洁庙宇。

四、洞经音乐的文化价值观

谈演洞经的活动在云南分布的地区很多，在汉族、白族、纳西族和部分彝族居住的县、市都有名称不同，人数不等的谈演洞经音乐的组织。昆明、曲靖、宣威、玉溪、楚雄、保山、红河、普洱、大理、丽江、文山等州市的大多数县都有洞经会，如昆明的宏文学、宏仁学、崇仁学、同人学、元会经坛、上九会等；大理的礼仁学、尊圣学、洪仁学等；曲靖的文化堂、同心学、安庆堂等；玉溪的桂香学、妙善学、启文学、鹤云会等；元江的上九会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南近百个县中有上千支洞经乐曲，这些曲子在演奏上要求十分严格，在音准、节拍、速度、力度上配合默契，风格典雅古朴，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洞经音乐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集儒、释、道以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于一体。在云南各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音乐、祭祀音乐和民俗音乐，我认为应该把云南洞经音乐称为“古滇音乐”，与我国北方的吹打乐、江南丝竹音乐、广东音乐一样看作是民族民间宝贵的音乐遗产。人们把演奏（唱­）、欣赏洞经音乐看成是净化心灵、陶冶性情、以德治家、崇善和谐的一种时尚。从元江洞经音乐的唱词及所讽诵的经文来看，它劝导人们抑恶扬善、积功行德、行孝敬老。洞经音乐的旋律清新优雅、轻妙流畅，给人一种漫步竹林幽径、观赏小桥流水、徜徉田野陌阡的休闲感受，体现了道教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

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讲道德、有道德的和谐社会，这也是人格尊严的一种体现，为人要有德性，做事要有仪程，做人要守信用等道教教义无一不贯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我们追求的一种大彻大悟；勤劳俭朴、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等等，无一不透着重德的精神。

元江红河街洞经音乐是“古滇音乐”——云南洞 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了洞经音乐曲调的古典雅正，又广泛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音乐的精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几年的谈演活动中，无论是演奏（唱）的风格、经坛的科仪，除了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外，还包容了元江少数民族（特别是在坝子里居住的傣族）音乐的特色及多神崇拜的神秘性。传统的东西都是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流传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中，否定了一些旧的、落后的东西，发展、掺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又形成了新的传统传给下一代，又经过这一代人的扬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形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传统，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发展原则的。因此，不要一讲传统，就以为是古的、老的、旧的、落后的，这样传统就停滞了。

元江红河街洞经音乐源于道教文化，发展于佛教文化，植根于民族文化，它不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随俗就世，兼收並蓄，与时俱进，这对于洞经音乐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宝贵的。旧社会的文化人可以用谈演洞经的场合宣讲圣谕，宣讲道德，宣讲天人合一，我们当代的文化人也可以用这一种文艺形式，去宣传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去宣讲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去宣讲改革开放以来四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让洞经音乐这朵古老的音乐艺术之花在我们的时代开得更加鲜艳。

继承、发扬、创新传统音乐文化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是红河街洞经音乐，还是因远白族洞经音乐，以及少数民族音乐，都是我县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当代每一位民族音乐工作者，有责任去保护它、继承它、弘扬它。都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立足现实、立足实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大文化的战略观点去统领文学艺术的创作、创新，创作出一大批无愧于伟大时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优秀作品。

注释：

①“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是道教的天神之一，一般认为他比老子还要古老，地位更高。

②“无极”，中国哲学术语，“复归于无极”（《老子》），即回复到宇宙最原始的、无形无象的本体的意思。无极即太极，朱熹认为“无极”即无方所，无形状，是太极的形容词。

③“文昌”，传说中的星官名，又称“文星”、“文曲星”。中国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旧时多为读书人所祭祀。

④老子，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苦县人，姓李，名耳，字聃，曾做过周朝掌握藏书室的史官。著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五千余言。

⑤增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明代增生皆有月米，有职责，额内者为廪膳生员。增额者为增广生员，无月米，故增生地位次于廪生。

⑥工尺谱，我国民族音乐各个音的总称。也是乐谱上各个记音符号的总称。符号各个时代不同，现在通用的是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

主要参考资料：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云南省志（宗教志）》，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福1995年9月版。

《老子》，饶尚宽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

《百姓说道》，曹永林、王映雪、杨月华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

《中国民间神像》，刘锡成，宋兆麟、马昌仪主编，学苑出版社1994年7月版。

《通海洞经音乐》，张家训编著，云南省通海县文化事业局编。

《新平洞经音乐》，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化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