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本文选自本人所著之《云南元江古窑陶瓷研究》一书。本书于2012年9月荣获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评委会第二十届（2011年度）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发现古窑遗址

据说土锅寨村里有一对石像和两对石狮。2008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同往常一样，我背上相机，骑上摩托车，急匆匆直奔土锅寨而去。

不一会儿，我在村人的指点下，在村外的一条水沟边沿上，找到了那一对石像和两对石狮。

元江窑瓷片　　白仲和　摄

看上去，那是选用本地最好的硅化石雕琢而成的石像和石狮，虽然其形体上沾满了许多灰白或褐色的沟泥，但沾满了露水的石像和石狮的硅化石在早晨的阳光下散发出新疆和田玉般的光泽。

正当我擦洗尽石狮、石像体上的泥土及杂物，并照完相片之后，一个自称罗老六的年轻人过来问我要不要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当我问他看什么东西时，他说山上老家旁边的一块地里散落着很多不同颜色的碎碗片。

路上，罗老六给我讲了一个有关老土锅寨的传说，他说：

很久以前，我们老土锅寨村边有两座山，左边那座山叫“罗丹卡”、右边那座山叫“句町卡”。“罗丹卡”里住的是女人；“句町卡”里住的是男人，两个卡里的男人女人都不能互相来往，如果发现有人来往，就要被砍头或活埋。村里住着一个大官人，寨子下方有一块山间坪地，当地人称为二台坡。平时有人到寨子里来，必须将骑马和骄子留在二台坡，任何人不得擅自骑马坐轿到寨子里面去。有时候，寨子里有贵客来时，大官人就用红地毯从村里铺到二台坡，让贵客从红地毯上走进寨子里来。据说二台坡的两侧还各埋了一对8人才抬得动的金龙银龙。

大概我在研究北宋初侬智高把他在广西邑州建立的“南天国”迁都到元江的历史的原因，“罗丹卡”、“句町卡”这两句带有古代百越语音的词汇却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敲击着我的耳际。

大约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我和罗老六俩人来到了那座被叫做“句町卡”的山上，山间尽是甘蔗地。

时值3月清明节，农民们把已砍收的甘蔗地扒了桩，一摞摞、一堆堆带有泥土的瓷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异常显目。

甘蔗地的左侧是一个约有20多亩的干浅坝塘，坝塘里没有水。据村里的老人讲，坝塘内侧紧靠山脚的地方曾经有一股龙潭水，“句町卡”的人全靠这股龙潭水过日子。后来不知为什么，这股龙潭水就干枯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我已经采集到了很多瓷片。回到家后，我不顾劳累，不顾饥饿，用清水洗净了瓷片上的泥土。经过清洗后的瓷片更加光彩夺目。

从那以后，我一边抽时间到土锅寨山上采集瓷片，一边找资料研究瓷片。久而久之，我已经跑了往返行程达5000多公里的山路，采集了一大堆不同器形、不同釉色、不同色彩的瓷片。同时也采集到了部分制瓷用的胎坯泥团、修瓷用的铁、铜质刀具、未烧制过的陶片、制作掐丝珐琅用的银线圈和一些窑邦泥等原料。

陶瓷窑创建时期

创建一座陶瓷窑，不像创建一座砖瓦窑那么简单。陶瓷制作包括化工、制作、美术、烧制等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创办不起陶瓷窑；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创建得起陶瓷窑也保不住陶瓷窑；如果没有广泛的政治基础，烧制出来的瓷器没有地方去销售。

那么，在元江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综合实力雄厚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他就是侬智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别说是元江，在我们整个云南，也只有侬智高才具有这样的综合实力。

那么，谁是侬智高，侬智高是谁？这里有必要作一番交代。

烧制土锅　　王建福　摄

一、侬智高其人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初期广西广源州（今靖西、田东一带）壮族首领。在壮族历史上，侬智高是受壮族人民世代尊崇的英雄。在当今壮族地区，纪念侬智高的神庙、颂扬侬智高的传说、追悼侬智高的活动比比皆是。“南天国”，是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侬智高在广西安德州州建立的一个“王朝”，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年“启历”。侬智高所建立的王朝，机构健全、官吏备齐，并且官吏谓称都沿用大宋王朝的职官制。

人们需要了解的是侬智高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了这么一个“南天国”的王朝？而建立“南天国”王朝，对当时作为统治者大宋朝廷有什么样的影响等一些重要因素。

《宋史·蛮夷三·广源州蛮传》说：“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邑州之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自交趾蛮据有安南而广源州虽号邑管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这时候的广源州，《中国西南民族史》（192页）中说：“广源州在形式上仍属宋朝，而实际上为交趾所控制，广源州附近的侬氏贵族利用宋朝与交趾都难于深入控制其地的机会，积极活动，希图在宋朝与交趾之间建立独立的民族权。”

在黄、韦、周、侬氏四姓的争斗中，侬氏几乎统一了黄、韦、周三姓，掌握了广源州地方政权。之后，侬氏欲获得交趾郡和岭南道的地方政权，首先，侬智高要求向宋朝廷进贡，《宋会要稿》中说：“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三月，广南西路传运司言：‘侬智高奉表献训象及金银’。”欲征得宋朝廷的支持。

然而，宋朝廷不但不接受侬智高的进贡，并利用交趾的力量进攻广源，使侬智高进退无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4月，侬智高在安德州建立了“南天国”的政权。《中国西南民族史》说：“在今广州以西的西江、浔江、右江、左江两岸地带及越南的高平省、云南文山州东部的广南、富宁等地都被置于侬智高建立的南天国范围之内”，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年“启历”。并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8月始，大举引兵进攻广西、广州等地。

《宋会要稿》说：“是月（宋皇祐四年五月）智高陷横（今广西横县）、贵（今广西贵县）、……又陷封（今广西封川县）、康（今广东德庆县）二州，……欲攻广州”。在进攻广西、广州等地时，侬智高的军队可以说“势如破竹”。但是好景不长，宋皇祐五年（公元105 3年），侬智高在进攻广州城时，受到了狄青率领的宋朝大军的残酷镇压，侬智高兵败回邑州后，又连夜焚邑州城，率领他的家人及残部，经合江口奔入了大理国。侬智高在嶺南道安德州建立的“南天国”只在安德州存在了8个月，因而，“南天国”被史家喻为昙花一现。

二、南天国的延续

侬智高兵败入大理国之后，结局如何？各类史书所记载的资料不但简略，而且相互矛盾。例如：

《宋史·广源州传》说“其存亡莫可知也”；宋代马端监撰《文献通考》亦说“不知所终”；《宋史·萧注传》中说“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现代历史学家尤中教授所著的《中国西南民族史》也说：“侬智高复趋邑州，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国”。

从上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上来看，侬智高奔入大理国以后，似乎被蒸发了似的，到了无人知晓的地步。

其实不然，侬智高的部队虽然不敌宋朝大军和交趾兵的残酷镇压，而且似乎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但对于能以“南天国”“皇帝”自居的侬智高来说，必竞还是虎死威尤存。其身边仍然聚集近万兵马跟随其后，不至于到了有些资料所记载的那样，到了“不堪一击”或者说是“自身难保”的境地。据说侬智高奔大理国时，还带着4妻6子，儿子大的有18岁，小的只有4岁。

侬智高是否到了元江，清康熙年间，县人进士马汝为在他的《题侬人图》中有这样的记载：“有宋皇祐疏边防，智高狂逞势嚣张。廟堂犹幸能任将，师中长子狄武襄。武襄破贼贼佯死，扫穴焚巢奔大理。余孽獣散满滇中，滇有侬人自此始。……”马汝为的《题侬人图》中“滇有侬人自此始”就说明了侬智高进入元江的事实。

《明史·云南土司传二》说“宋，侬智高之党窜居元江，和泥蛮又开罗必甸居之。后为些么徒蛮、阿僰诸部所据”。这段史料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侬智高入大理国后，就途经广南、建水、石屏等地，最后落籍于元江甘庄城。

因此，侬智高在安德州所建立的“南天国”，虽然在安德州仅仅只存在了8个月，但这个“南天国”没有因侬智高的兵败入大理而随之消亡。反而，侬智高奔大理国，落籍元江甘庄城时，他在安德州所建立的“南天国”也就随之“迁都”到了元江，因而，原大理国属地的元江境内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南天国”。

侬智高为什么要落籍于元江的甘庄城？笔者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甘庄有现成的城池。众所周知，甘庄城，是西南地区一座最古老的城池之一。尤中教授在他著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第157页）中有这样的记载：“公元765年，阁罗凤命长子凤伽异统兵到昆州（今昆明市）筑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内的拓东路），城筑好后，凤伽异便以南诏副王的地位坐镇东方，控制了东北至曲州（曲靖），南至步头（步头即以今普漂村为中心的元江境内）”。《元江府志·历史沿革》中说“南诏时建立甘庄城，遣白蛮苏、张、周、段等十姓戍之。说明甘庄城是继昆明拓东城之后就已建筑的城池之一”，是侬智高难得的一处栖身之地；其次，元江是大理国鞭长莫及的地方，统治势力相对薄弱，但物产丰富，是侬智高养精畜锐、以圆“皇帝”梦的极好场所；其三，元江山高箐深，森林密茂，河流众多，一年两熟。从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都适宜于壮族人的生活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对当时疲于奔命的侬智高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方“苍天赐予”的宝地了。

侬智高将他的“南天国”迁都入驻甘庄城以后，可能仍然以“仁惠”皇帝自居，并以甘庄城为中心，四面拓地壮大“南天国”的势力；在拓地扩势的同时，一面采金冶金、纺线织布；一面烧制陶瓷，用以贮藏粮食、种子、食盐、茶叶和酒类。

由此可知，云南元江窑可能是北宋皇祐时期，侬智高将当时百越部落的陶瓷制作烧制技术带到了元江，并利用土锅寨的优质瓷石、瓷土资源，在土锅寨创建了属于“南天国”王朝的第一口烧制陶瓷作坊。

古窑遗址的现状

云南元江古窑遗址位于元江坝子西部蒙乐山山腰间的一块甘蔗地里，那里原是彝族支系朴仆剌人居住过的村庄，因而当地人称其地为老土锅寨。它东面俯瞰元江坝子，西面背靠甘岔山麓，南面相邻清水河，北面地接甘岔河，距县城约有15公里，云南元江古窑遗址就在老土锅寨左侧一支被称为“句町卡”的小山梁子上，其山势形如一口倒罩的铁锅。古窑遗址面积约有4000多平方米。

发现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遗址的消息通过电视和报刊相继披露后，几乎没有人相信云南元江历史上曾经烧制过陶瓷。一些身怀考古专业毕业证书的人都认为“没有窑龙，不会承认有遗址；没有史料记载，也不会承认有遗址。”

这话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但想想也有些武断，试问，你见过元朝时期景德镇的陶瓷窑龙吗？你见过明朝时期景德镇的窑龙吗？说实话，人们现在所能够见到的窑龙不过是解放初人民公社时期用来烧制罐罐碗碗的窑龙而已。说这话的目的并非要否定元明时期的青花瓷，而是提醒一些拥有考古专业证书的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人员，应学会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去思考、分析问题，发现问题，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以还历史的真实情景。

由于人类活动不断加剧，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在今云南元江古窑遗址处，人们已修建了一个坝塘，坝塘边上修建了一条蔗区公路，坝塘和公路边都是从古窑遗址处经过，古窑遗址地表文化层破坏十分严重。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依然采集到了制瓷用剩的胚胎泥、窑龙上的窑邦泥、未曾烧制的碗胚、修瓷用的铁、铜刀片、用作制作掐丝珐琅器物的银线圈和一些数以千计的不同类型的瓷片。

古窑遗址的论证

遗留在老土锅那些数以万计的瓷片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古窑遗址遗留的瓷片？笔者根据对自己所采集到的窑具、瓷片等遗物进行多方位的研究和判别，认为老土锅寨是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遗址，遗留在那里的瓷片并非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古窑作坊烧制器物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窑具和瓷片。理由是：

一、陶瓷作坊遗存物

笔者所采集到的遗址遗物中有胚胎泥、有窑龙上的窑邦泥、有未曾烧制的碗胚、有修瓷用的铁、铜刀片、还有用来作制作掐丝珐琅器物的银线圈。

众所周知，胚胎泥是用来制作陶瓷的原料，如果那里没有制作过陶瓷，笔者采集到的胚胎泥是从那里来的，这是其一；其二，如果那里没有制作过陶瓷，那些铁、铜质的修瓷刀片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其三，窑邦泥是窑龙坍塌后存留的焦土，要是那里没有烧制过陶瓷，窑邦泥从何而来？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不但能够制作烧制精美的青花瓷，还能够制作烧制小巧玲珑的金、银、铜等金属胎体的掐丝珐琅器物。

以上几个方面的陶瓷作坊遗物，在没有发现窑龙遗存的前提下，也能从上述几个方面证实云南元江古窑的曾经存在。

二、纹饰图案相同

在笔者所采集到的瓷片中，集同一个朝代制作而又纹饰图案相同的青釉青花莲花纹、有乳白釉青花莲花纹、也有外霁兰釉内青花莲花纹，这是其一；其二，有青釉青花牵牛花纹、有乳白釉青花牵牛花纹、也有外霁兰釉内青花牵牛花纹。上述类型的例子还很多，但因篇幅有限，不可能一一加以说明。这里需要弄明白的是，云南元江窑除烧制青釉青花瓷外，有没有烧制名贵的霁兰釉青花瓷和乳白釉青花瓷？答案也是肯定的。依然是一个字，那就是“有”！

为什么会这样肯定呢？因为在同一个时期的器物，同一种纹饰图案同时出现在几类不同胎质、不同釉种、而且烧制温度也不一致的器物上。可以充分说明云南元江窑不止烧制青釉青花瓷，而且还能够烧制世界上最名贵的霁兰釉瓷器和青花瓷器。如果说，集在老土锅寨的瓷片是巧合的话，这同一个时期的器物，同一种纹饰图案同时出现在几类不同胎质、不同釉种、而且烧制温度也不一致的器物也是偶然聚集的吗？

三、图案纹饰延续

在笔者所采集到的瓷片中，有宋代的青釉青花牡丹纹饰的瓷器、有元明时期由宋代演绎传承下来的牡丹纹乳白釉青花和牡丹青釉青花瓷，这是其一；其二，有宋代果绿釉蓝料拐枣纹饰的青花瓷器，有月白釉蓝料拐枣纹饰的青花瓷器，也有乳白釉蓝料拐枣纹饰的青花瓷器；其三，有元代青釉青花科幻“太阳能”接收器纹饰的瓷器，同时，瓷片也出现月白釉青花科幻“太阳能”接收器纹饰的瓷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云南元江窑作坊从宋代起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据笔者多方查找资料，由于战争或其它原因，全国没有一处象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一样能够延续三朝四代的陶瓷作坊。因而，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遗址处存留的瓷片在全国都难有第二处。所以，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处遗留的瓷片，可以说是研究云南元江古代历史的文物资料，也可以说是研究中国青花瓷起源的唯一实物标本，也因此而十分珍贵。

四、地方习俗浓厚

在笔者所采集到的瓷片中，有许许多多傣锦纹饰的瓷片标本。据了解，傣锦（即壮锦），据传起源于宋代，是广西当时百越民族文化的瑰宝。这种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广西壮锦曾经是广西壮锦中的精品，作为贡品晋献皇宫。

宋末元初，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制作的陶器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窑主侬氏将最好的傣锦（即壮锦）纹饰图案绘制在乳白釉制作的瓷器上，在展示瓷器美的同时，也展示了漂亮的傣锦（即壮锦）图样。

五、宋末元初外销瓷

在笔者所采集到的瓷片中，有书“CNA”和“C”字母的蛋清釉瓷器，也就是所谓的“枢府釉”，这是其一；其二，有书“公司”和“公”字样的蛋清釉、乳白釉瓷器；其三，有绘制“莲花纹”图案纹饰在青釉青花瓷、乳白釉青花瓷和白釉青花瓷。

有人说：中国“china”的英文称谓是由景德镇的瓷器（昌南）而得名；也有人说是由四川省的“成都市”而得名。

然而，据笔者考证，远在两汉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外国人对“中国”一名的称谓各有不同：如古代印度称中国为“Thin”；希腊称中国为“Sinae”；俄罗斯称中国为“Kntan”（即契丹族人的意思）；而古罗马人（今意大利）称中国为“Cina”，意为产茶、织绸的地方。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地名大多含有物质性、民族性或方位性。但地名的形成主要有“被称谓”和“接受称谓”两个方面的因素。

如古代印度称中国为“Thin”。这“Thin”是指中国一方，也就是被称谓的一方。然而，中国这一方接不接受如古代印度对中国“Thin”的这种称谓，如果中国这一方不承认，那古代印度对中国“Thin”的这种称谓，也只是一厢情愿了。再说，俄罗斯称中国为“Kntan”（即契丹族人的意思），中国人肯定不会接受俄罗斯对中国为“Kntan”（即契丹族人的意思）的这种称谓。

古罗马人（今意大利）称中国为“Cina”，意为栽茶、织绸的地方。事实上，中国是栽茶、织绸的地方。可能当时的中国商人也很乐意接受“Cina”个这种称谓，并在对外贸易的物品包装上标注“CNA”或“C”的字样，用以标明中国的产品、

后来到15世纪末，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吉利（即英国）不断发展并得到巩固，英国的语言成了古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共同语言

因此，古罗马语“Cina”也被后来者居上的英语“china”所替代了，原来中国对外贸易物品包装上所标注的“CNA”或“C”字样也替换成“china”的英文字母了。

由此可知，中国“china”的英文字母起源于近2000多年前两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我们国家对外交往贸易的历史年代。

另外，有人说“公司”是外来语。据笔者考证，瓷片上的“公司”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有独立的注册资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企业。而是象“福”、“禄”、“寿”一样属吉祥语。早在先秦（战国）时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对“公司”一词已有这样的解释：“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

元初时期，可能侬氏的后裔希望自己的家业再象庄子所说的 “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的那样，希望能够恢复到“南天国”时期那样的辉煌时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末元初，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制作的青花瓷已成为“外销瓷”源源不断销周边国家和一些海外国家了。

外销瓷“CNA”——白仲和　摄

六、设有督制官员

北宋“南天国”时期，当时的陶瓷产业就象黄金开采业一样，可能为“南天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身为“南天国”皇帝的侬智高，也十分重视制作陶瓷工业，选派了近亲大臣长期进驻陶瓷作坊监工督造，以保障陶瓷制作的数量和质量。在我成采集到的云南元江古窑作坊制作的瓷片标本中宋代的有：“普”、“吴”、“静”、“柴”等四姓；元代的有：陶元、陶生等2人；明代的有“安”姓。笔者认为，“南天国”王朝以及侬氏后裔对陶瓷制作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宋代，选派亲信大臣；元明两朝，选派家族大臣驻扎陶瓷作坊处昼夜督造。

我曾多次与来采访记者讲过，在当时的那种社会历史背景下，要创建一个能够制作青花瓷的作坊，陶瓷作坊的创建人要具备四个方面的实力：首先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其次要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三是要具备坚实的政治基础；四要具备广泛的销售网络。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创建陶瓷作坊投资巨大，假如创建人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谓异想天开；要是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保护，制作出来的陶瓷也可能被人抢光；要是创建人如果没有广泛的地域坚实的统治机构，制作陶瓷所需要的原料就不会源源不断地送到作坊里来；要是没有广泛的销售网络，制作出来的陶瓷没有地方销售。

而侬智高作为“南天国”的皇帝，具有这样的实力，也只有侬智高才具有这样的实力。加上今元江县城是当时“南天国”的治地，东可通广东、广西；西可进泰国、印度；北可到贵州、四川；南可入越南、老挝，销售网络得天独厚。

据采访，元江老土锅寨（窑址遗址）处曾经住过一户大官人家。来他家的客人，不论是坐轿的还是骑马的，都必须在寨脚下被称为二台坡的地方落轿下马，不允许客人坐轿骑马入寨子。但是，有时候，大官人就会铺一条红地毯到二台坡，吹长号迎接高贵客人的到来。由此不难想象，可能侬智高会抽时间到陶瓷作坊里视察。

七、文字及施釉

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元青花无文字，足不施釉。”至于元朝时期的青花瓷有没有文字？元朝时期的青花瓷足有没有施釉？稍董一点元史的人，多看过一些元明时期制作的瓷片的专家学者，就不会误导收藏者了。

（一）文字

众所周知，元初，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没有文字。忽必烈建立元朝初期，他便命当时的高师八思巴制造蒙古文。八思巴制成蒙古文以后，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行“蒙古新字”。于是，八思巴蒙古文成为了当时元朝的官方文字。因此，整个元朝时期，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上书写的文字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符号文字”。这种符号基本上延用了宋代的表现方法，并且还延用到了明朝时期，二是“八思巴文字”。八思巴主要书写在元朝的瓷器上，如，“至元年制”4 个字不是用汉文书写，而是用八思巴文字书写；三是“汉文文字”。至治年以后，瓷器上用汉文文字书写的现象就普遍了起来“至元年制”（这里指的“至元”是惠宗皇帝，并非是元世祖忽必烈，即公元1335年～1340年）的碗瓷片是在那个时期制作的瓷器。因此，瓷器上就出现了八思巴字蒙古文了。同样是“至元年制”、“至元”、“至正”等碗瓷片，但书写的表现手法有所差异；四是用“古罗马字母”。如“CNA”或“C”，“CNA”可能因字多，主要书写在碗底，而“C”字主要书写在足内。

（二）施釉

笔者在还未研究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以前，曾多次在电视银屏上看过一些专家学者对元明青花瓷的讲解，那时还以为他们讲的都是“头头是道”。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元瓷足不施釉”和“器壁厚实”等两句话。

从笔者采集的瓷片标本来看，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制作的青花瓷碗、盘、杯、碟的足有平足、凹足、有凸足、有圈足、有撇足和玉璧足，玉璧足还分宽壁和窄壁两类器型。除上述足型以外，足还分施釉足、未施釉足和文字款足等三种类型。施釉种，即足内施釉，但无文字款；未施釉足，即足内浸涂过一层清淡的釉水用以填补速胎上细小的凹点；文字款，指的是，足内书有文字款，同时足内施釉。

另外还需要了解的是，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制作的青花瓷器器壁有厚有薄，厚的厚如釜，薄的薄如壳，元青花并非都是厚实的瓷器。上述资料表明，“足不施釉”、“元青花无纪年款”或“器壁厚实”等之类的说法是十分片面的，其原因是他们所能接触的元青花标本不多，形成了对元青花的不实评价。

青花瓷发源地

众所周知，江西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这对目前来讲是无可非议的事实。然而，以蓝料（即钴）为图案纹饰呈色剂的青花瓷并非起源于江西省的景德镇，而是起源于云南省属的元江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在南宋时期，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的工人们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以蓝料（即钴）为图案纹饰呈色剂的制作青花瓷。他们除制作青釉青花瓷器外，也能够制作陶体青白釉和磁体蛋清釉（即枢府釉）青花瓷器。而江西景德镇“瓷都”之美誉始于明朝永乐以后。

明朝在位的276年中，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没有因江西浮梁县出现官窑而被边缘化，相反，云南元江窑窑主侬氏后裔利用全国独有的优质自然瓷石资源和成熟的制瓷工艺，制作烧制精美的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国家一带。

为什么说以蓝料（即钴）为图案纹饰呈色剂的青花瓷起源于云南元江县而并非起源于江西省景德镇呢？

除笔者在元江窑遗址处所采集到的大量瓷片以及在田野考察时所搜集到的瓷器标本外，一些相关的史料方面的文字记载也能够证明以蓝料（即钴）为图案纹饰呈色剂的的青花瓷起源于云南元江县而并非起源于江西的景德镇。

据《元史》记载：“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癸丑，兀良合台随世祖平大理。世祖还，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第二年，即宪宗四年（公元1254年），罗盘甸（今元江）“南天国”国主侬氏抵档不住蒙古国督军兀良合台的猛烈进攻，“罗盘主举国内附，七年（公元1257年）筑城复叛。”

可能兀良合台在收复罗盘甸（今元江）的时候，意外地获得了一些精美的瓷器。蒙古国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当时，忽必烈已成为蒙古国的国王，但尚未建立元朝。兀良合台将一只晶莹如玉的“白瓷盏”当作战利品进贡给了始祖忽必烈，忽必烈非常喜欢兀良合台进贡的那只“白瓷盏”，便要求已经归附（蒙古国）的郡县、部落：“卿既委质为臣，其自中统四年为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绵、白磁盏等物同至。”

忽必烈虽然十分喜欢“白瓷盏”，但也可能是罗北甸（今元江）“罗盘城复叛”的原因，忽必烈没再获得“白瓷盏”，所以朝廷祭祀“杂金、宋祭器而用之。”

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置的“诸色人匠总管府”中设有梵像提举司，掌绘画佛像；出蜡局提举司，掌出蜡铸造、铸泻等；铜局掌铸泻；银局掌制造金银器；镔铁局掌镂铁；玛瑙玉局掌琢磨玉器；石局掌攻石；木局掌制造木器；油漆局掌髹漆。但没有相关管理瓷器的司或局的记载。

以上资料表明，除云南元江古窑陶瓷作坊外遗存大量的宋元时期的瓷片标本外，其它地方包括江西、河南。河北一带还没有出现烧制青花瓷的记载。

那么，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什么时候开始烧制青花瓷呢？《元史·百官志》说：“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公元1728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画局，秩从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公元1728年）置，大使一员。”，由此可知，这个时候的浮梁瓷局还处于“筹备”阶段的管理机构，官秩正九品，但还与其它部门合署办公，还没有真正烧制青花瓷瓷器。直到“至治初（公元1321年），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这里必须弄明白的是，有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一再说中国的青花瓷以及绘制青花纹饰图案所用的呈色剂“钴料”是从海湾波斯等阿拉伯国家进口。他们不了解中国之地大物博，马未都先生在《元青花之迷》中说：“青花的创烧有宋代创烧说和唐代创烧说，但地点都不是景德镇，与景德镇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见完整器，都是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胎质跟景德镇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唐青花、宋青花跟元青花有什么直接关系。”

马未都还说：“第二个谜就是它没有初创期，没有萌芽期，一出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有小苗。过去任何一个窑口的发展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青花则不然，你看见的时候，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稍董一点明史的人都知道，《明史·食货六》（志第五十八）有这样的记载：“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於英宗（即正统皇帝），继以宪（即成化皇帝）、武（即正德皇帝），至世宗（即嘉靖皇帝）、神宗（即万历皇帝）而极。其事目繁琐，徵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

事实上，元朝时期，可能云南元江窑制作的青花瓷与景德镇在元朝中晚期制作的青花瓷流入到了日落国。这里的日落国指的是古罗马、古希腊、土耳其、叙利等一些欧洲国家。到了明朝初期，日落国的国王们纷纷派遣大使来明王朝索要中国的青花瓷器。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安南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国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遣使来贡。同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磁器，与真腊（即柬埔寨）等。十九年（公元1386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

《明史·西域传》永乐中，大食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吃力麻儿，山卑水浅，西南傍海，东北林莽，多毒虫猛兽。得中国雄黄、麝香、磁器甚喜。

锡兰国（即斯里兰卡）最喜欢中国的青花瓷磁盘和青花瓷碗，常用他们的宝石、珍珠到中国来易换中国的青花瓷器。

永乐中，敏真城国贵中国磁、漆器。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失刺思，近撒马儿罕。国王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永乐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后来，永乐皇帝知道失刺思、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喜欢中国的青花瓷器以后，就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与失刺思、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交易马匹。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伊朗国王亦思罕答儿与土耳其国王帖里牙复贡。回国的时候，伊朗和土耳其的使臣请求弘治皇帝送给他们一些紵丝、夏布、磁器。弘治皇帝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伊朗、土耳其与旁近三十二部并遣使贡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襕、磁器、布帛。天子不能却，量予之，自是贡使亦不至。鲁迷（今土耳其），去中国绝远。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遣使贡狮子、西牛。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冬，琉球泰期复来贡。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夏，泰期（即琉球国的国王）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嘉靖晚期，可能伊朗、土耳其已经学会了制作青花瓷工艺技术，因为“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9年）至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并入贡”的贡品中，除“珊瑚、琥珀、金刚钻”以外，还出现了“花瓷器、铁角皮之属。”

上述资料表明，中国的青花瓷以及绘制青花纹饰图案使用的呈色剂“钴料”并非从伊朗、土耳其等日落国和大食国引进的，相反，元明时期，那些日落国、大食国等国使用的青花瓷器是从中国出口的，他们能够制作青花瓷已经是明朝嘉靖后期了，只要了解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元明青花瓷的来龙去脉了。

元江窑青花瓷　　白仲和　摄

元江青花瓷　　　白仲和　摄